幾年前，我開始接觸到珍古德、de Waal等人所寫的科普書籍與文章。才沒讀多久，就注意到日本人在靈長類研究中的先驅地位。這讓我很驚訝，因為日本的靈長類研究早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沒多久，許多城市都還是一片廢墟的時候就起步了。更讓我驚訝的是，在名古屋做博士後的時候，雖然去過幾次附近的犬山市，卻從來沒有注意到或聽說過，犬山有個靈長類研究重鎮：京都大學靈長類研究所。後來讀松澤哲郎的《森林傳奇‧黑猩猩》更覺得當年（2000年）我竟然有辦法完全不知道「小愛」當了媽媽這件大事，還真是不簡單。
松澤哲郎在《森林傳奇‧黑猩猩》中曾經提到，對現代日本而言，絕大多數的學問都是在西方發展，然後引進日本的，唯讀靈長類學是在日本獨自發展，然後向全世界傳播出去的。他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西方先進國家都沒有野生的猴子（所以伊索寓言、格林童話中都沒有猴子出現），而日本的野生猴子讓日本人對猴子很熟悉，許多民間故事都有猴子登場。這或許提供了客觀條件，但我總覺得除此之外，應該還有些其他的，取決於人的主觀因素在。
最近一期的Current Biology有篇松澤哲郎與McGrew合寫的文章，談的是日本靈長類研究的開山祖師今西錦司（Imanishi Kinji）與今年滿六十歲的日本靈長類學。文章的前半部回顧了今西錦司和日本靈長類研究的成長過程，後半部談的正是前面所說的，由人來決定的主觀條件。
松澤認為，今西錦司的成就源於江戶時期發展出來的武士道精神。日本的現代化是由一群具備武士道精神，並且熱切地向西方學習的年輕人所推動的（《福澤諭吉自傳》對於這些年輕人有詳細的描述）。1902年出生的今西錦司在1925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時，日本已經（明治維新是從1868年開始的）非常地現代化與民主化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1920年代相當平靜，社會上洋溢的是自由開放的氣息，大學校園亦然（松澤指的應該是所謂的大正民主時期）。今西在校園裡結識了後來也同樣成就斐然的西堀榮三郎以及桑原武夫，三個人的共同興趣是登山，都有探險家的精神，喜歡探索人跡未至的新天地。除了他們各自的專業領域之外，這三人在登山與極地探險上都留下了前無來者的紀錄。
愛因斯坦於1922年首度訪問日本，期間曾受邀到京都帝國大學演講，當時帶著愛因斯坦夫婦遊歷京都與奈良的導遊就是西堀榮三郎。松澤推測，這位物理學探險大師必定會深刻地影響年輕的西堀，而西堀也一定會和他的好友們分享他的興奮，所以今西、西堀、桑原這三個人的探險家精神很可能是源自於愛因斯坦的啟發。
松澤的推測到底對不對，因為這四人都已作古，所以真的是「死無對證」了。我不懂武士道（bushido），所以關於武士道如何具體地影響今西錦司，松澤沒說清楚的地方，我也想不通；但我相信，如果這三位年輕人所具備的是台灣許多大學生日夜焠鍊的bushiban（補習班）精神－把不知道多少人都解過的問題熟練到可以秒殺的地步－那他們絕對無法披荊斬棘地開出一片新天地。
2008年8月1日 星期五
愛因斯坦與今西錦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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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老師問我怎麼扯到補習班去了？嗯，有感而發卻沒說清楚為何有感，的確會讓人一頭霧水，所以我在這裡補充一下。
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不禁回想起幾年前邀請木下一彥（因為F-ATPase分子馬達的研究而舉世聞名的科學家）來演講時，他和我們在系咖閒聊時所說的。我問他當年為什麼會往生物物理發展？他說，1960年代末期他在東京大學物理系讀大學部的時候，場論與粒子物理是主流，生物物理根本不成氣候。但他和幾位同學並沒有跟著也往主流鑽，因為他們很焦慮，覺得場論與粒子物理的進展這麼快，等到他們出道的時候，大概重要的東西都被挖光了。想來想去，不如往非主流的領域發展，於是就這麼地走上研究生物物理的路了（非主流的領域很多，會往生物物理走當然還有其他的機緣，只是那不是這裏要談的重點）。
這個回答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用「焦慮」來形容他們當年的心情。讓他們這群大學生感到焦慮的，不是能不能考上研究所，而是能不能在科學界闖出頭。其實「焦慮」也是我做博士後的時候，日本高分子物理學界給我的印象：明明日本在這個領域裡就已經是世界先進了，卻還經常在談要如何追上歐美先進國。
在狂飆的1960年代下半葉進入大學，後來名聞遐邇的日本學者，我所知道的就有好幾位，而且都是不到30歲就寫出了經典論文。我相信，木下一彥說的那種「焦慮」在這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像我博士後的老闆（巧合：他是在日本靈長類研究誕生的那一年出生的）就是其中之一。他很自豪的一件事是，他在讀碩士班的時候，因為太專注於研究工作，竟然忘了在截止期限前提交文件（好像是口試申請書之類的），只好多留一年。可見他當時最感焦慮的，絕非能不能畢業，而是能不能闖出一番天地。事實證明，他不到30歲就辦到了。（有意思的是，他並沒有因此而馬上出名，而是後來因為其他工作而出名。二十多年後兩位美國學者在一篇回顧性文章裡說：We shall never know why Doi's discovery remained such a (loosely kept) secret, ignored by the many and known but to those few researchers who rediscovered it independently or happened on his seminal papers by chance.）
所以，我有感的是，讓今西錦司和他的朋友焦慮的－腳下踩的是別人已經探索過的土地－正是讓台灣許多大學生覺得心安的。所以，我有感而發的是，如果前者也跟後者一樣，把所有的力氣都花在犁別人不知道犁過幾百次的田，那就絕對成就不了開疆闢土的事功的。
昨天在拜讀完阮老師的文章後，心中相當地激動... 因為，忝為動物學家（科學家）的我，竟有那麼多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原來日本在靈長類生物學研究中扮演著這麼重要的地位；
（其實，在美國唸書時，潛意識中覺得只有歐美的科學最先進，最值得學習，所以總邊緣化了日本的貢獻，真是我的損失啊！未來有機會，真該去日本做短期訪問研究。）
我不知道原來使日本得以轉型，邁向現代化、科學國家之林的明治維新，原是一群迫切想瞭解世界的年輕人所推動的；
我不懂武士道，但我也不知道我們所擁有的文化當中，什麼樣的精神，才能夠推動我們國家，向前邁進一大步；
我更不知道，即便我們有機會像這群年輕人一樣，和某個領域中的一位探險大師共處，是否也能深受影響，再進一步影響周圍...
...
現在看了阮老師的回應，想起自己當初為什麼選擇生物力學這條路（其實最初選擇的是「功能/生態形態學」，峰迴路轉之後就走上了比較生物力學這條路）。原因？因為自己在大學時很「叛逆」（卻很誠實），不希望跟隨流行，不希望強迫自己去學熱門但又不喜歡的東西。
不過現在的我，卻真正開始「焦慮」了起來，焦慮這樣一個有趣的領域，是否能藉由我，在這塊土地上播種、紮根、開花、結實。相較起來，我的確是「晚熟」許多。
年輕的你們的心中，焦慮的是什麼？
雖說熱心向西方學習的年輕人是明治維新的重要推手，不過「年輕」可不保證任何事情。年輕人不見得比老一輩的更靈活、更能接受新事物。關於這一點，三十年前有人寫了一篇文章，用演化論發表之後的十年之間，不同年紀的科學家是否接受演化論，來檢驗引領量子革命的Planck所說的new scientific truth does not triumph by convincing its opponents and making them see the light, but rather because its opponents eventually die, and a new generation grows up that is familiar with it（稱為Planck's principle），到底對不對。結論正是，「年輕」不保證任何事情（嘿嘿，甚至不保證會比較晚駕鶴西歸）。
我覺得重點不在於年紀，而在於有沒有養成挑戰自己的習慣。《費曼手札－不休止的鼓聲》裏有一封時任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物理系教授的Frank Potter寫給費曼的信，追述了當年費曼講的一段影響Potter一生的話。有人問費曼：「如果在你的生涯中，可以重新來過，做些不同的是，你會做什麼？」，費曼毫不遲疑地回答：「我會設法忘掉我是怎麼解決問題的。然後，每當問題產生的時候，我可能會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它。我不願想到我以前是怎麼解決問題的。」（第546頁）當然，要完全忘掉並不容易，尤其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決的難題，因此，就要靠自我挑戰的習慣來鞭策自己跳出既成的解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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