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受邀到BJC演講的奧山利規教授近日寫了一篇介紹自己的文章。透過這篇短文，我們得以窺見一位原本想赴法國學習麵包烘焙技術的青年，最後如何改變心意到美國念大學成了昆蟲學家。而更引我留意的，卻是一位出身日本、在美國受高等教育、最後卻來台灣任教的外籍教授，對我們所作的文化觀察，所言種種值得內省深思：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臺灣與美國學生的差異，那就是比起學生之間的差異，我覺得整體意識環境的差異更為顯著。"
關於臺灣學生的學習，奧山教授提到：
"臺灣的學生好像不是很願意用功，不管在大學部或是研究所，總覺得好像不少人是為了取得學分所以才不得已念書，而其背景我想是否就正是這樣的意識在臺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關係。少數學生雖然不管在任何環境中都能保持自我意識並不斷努力向上，但大多數的學生卻都是隨波逐流。"
但最後他也指出：
"臺灣學生在其他環境下卻也容易高度意識到其他學生，而能夠互相激勵向上提升"
看了這番話，各位的想法如何呢？你是具有自我意識的少數，還是隨波逐流的大眾？在團隊中，你是一同沈淪，還是相互提升呢？
如果同儕力量不可小覷，那麼，就善用這股「建設性干涉」的能量，創造更佳的學習和研究的微環境吧！而這也是我們幾個老師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之一。
2010年10月3日 星期日
外界觀察與內部審視
2010年4月2日 星期五
自我挑戰－記生平第一次長途單車行
3月27日清晨5點，我們從台北出發，穿過雪山隧道，駛過蘇花公路，來到美麗的花蓮。我們的車上裝了兩部自行車，百里迢迢地來到台灣觀光學院，為的是要挑戰自己的毅力與耐力。
雖然從2月底報名到現在，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可以鍛鍊，但我二姐和我都是「兩天打魚、三天曬網」型的人。她平常都早上七點就出門上班，晚上忙到八、九點才到家，只有週末有時間練車。我雖然在台中有輛小摺，但也沒能每天騰出一到兩小時鍛鍊，只能在最後兩個星期，每天在睡前、起床後花個幾分鐘鍛鍊腿部肌肉。憑著這樣的鍛鍊量就要參加2010 NeverStop永不放棄-洄瀾極限挑戰300K，真的是既沒肌力，也沒體力，只能憑上面所說的毅力與耐力了。
我對自行車完全外行，所幸有個在車隊裡很活躍的外甥幫我打點，在出發前湊齊所有的裝備。只是沒想到這小子太邋遢了，借給我的兩套車衣竟然沒先洗過，而我一時不察就把它們塞進塑膠袋裡，等到打包行李時已經過了三個星期。那個味道⋯噁。我趕快清洗、脫水，用暖爐烘乾，等一切搞定時，已經是深夜一點，沒剩幾個小時可以睡了 Orz 無論如何，我總算可以不用外加挑戰自己的憋氣能力了。
因為是和我二姐所屬的童軍團一起報名的，出發前的集結就跟著他們。這個童軍團不是省油的燈，去年就挑戰過NeverStop永不放棄－極限挑戰200K，除了我二姐因速度太慢被「殘念」之外，每個都過關了。雖說是童軍團，來參加的卻個個年紀都不小，看來都是童軍的爸媽，真正的主角－童軍－反而一個都沒到（我外甥算是，不過他從前一天晚上就跟著他的車隊行動，直到快出發時才跑來拿選手號碼牌）。這個童軍團中有老手，從事先發的行前通知裡，我才知道原來認真起來，竟然有那麼多細節要注意，真是隔行如隔山啊！像是：
防磨屁股：每兩小時擦凡士林，每十分鐘抬屁股透氣真的是太多細節要注意了；我心想，趕快騎都來不及了，哪有那麼多閒工夫去記得這些，盡量配合就是了。
防抽筋：每30分鐘休息3分鐘，每小時休息5分鐘，2小時大休息一次10分鐘。要拉筋做蛤蟆蹲。每四小時吃一粒BCAA（這是什麼東東啊？）
跟團的好處不只是有老手，打點起補給品也是巨細靡遺，於是我的背包裡又多了好幾樣東西，包括那神祕的BCAA。更妙的是有團員的親戚就住在台灣觀光學院的後門外頭，讓前一天就抵達花蓮的團員可以好整以暇地吃飽睡足。如果我們不是臨時決定當天清晨才從台北出發，想必也可以睡到自然醒，剔牙摳腳笑看一輛輛遊覽車載著各地人馬陸續而來。
終於到了13:00的出發時刻，將近三千人要從校門口蜂擁而出，著實也花了好一陣子。聽說去年的200K，光是出發就耗掉了一個小時。因為計時方式是透過貼在頭盔上的號碼牌裡的晶片感應紀錄的，只要結算的總時間是在時限內就可以了，所以早出晚出沒有差別。
剛開始的20公里我跟在我二姐後面，打算先陪她騎到去年的殘念點。她今年比去年更勤於鍛鍊，大概是期待較高造成心理緊張的緣故，出發前一天就開始出現腳抽筋的情形，到了出發前兩、三小時，連手都抽筋了。這讓我很擔心，決定跟著她騎。她發現之後，堅持要我自己騎，說我的陪騎會讓她更緊張，而且去年就有人因為陪騎的耽擱，最後無法在時限內完成的。後來發現她的堅持是對的，這種考驗毅力與耐力的場合，真的只能各自努力了。
單飛之後沒多久就進入這張海拔剖面圖裡從最低點開始，一路沿著193縣道爬坡到200多公尺海拔的艱苦階段，既考驗人，也考驗車。愉快的下坡總是不夠長，在御風疾行的快感消失之前，眼前立刻就出現另一段上坡。
有一段上坡實在太陡了，我終於忍不住得半途停下來讓大腿休息。正當心裡想著「完了，還不到80公里就快要抽筋了，怎麼騎得完啊？」，一位先生就跳下車來，癱倒在我的左前方。他沒呻吟多久，救援車就很神奇地出現了。兩位救難人員下來幫他按摩，要下手之前還說：「會有點痛喔」。好強又愛面子的我一邊慶幸自己沒那麼慘，一邊害怕等一下自己會忍不住求援，於是趕忙跳上車繼續踩上去，連頭都不敢回，也就不知道是他沒叫出聲來，還是救難人員還沒下手。
奇怪的是，過了這個瀕臨抽筋的狀態後，接下來就沒有再出現快抽筋的狀態，大概是因為我慢慢抓到使力的訣竅了。漸入佳境之後，一路上竟然還能衝能趕，照著自己臨時設定的「七點之前要把我的里程計衝到120公里」等等目標踩。除了在瑞穗的國光南北路上迷了路（沒想到是在中央山脈另一邊的國光路上迷路），靠著宅配便駕駛的指引才回到正途外，一切都很順利，也有閒情逸致欣賞沿路風景，經過久仰的太巴塱時還特別興奮。只能說，東台灣真是美呀！（Google Earth有沿路的3D影像，這裡就不貼任何照片了）
好玩的是，我剛從193縣道轉入比較寬敞的台9線之後，一位先生就騎到我旁邊搭訕。他說在193縣道上就注意到我了，嚇了我一跳，想說我的確有時候因為眼看著設定的目標快要破功了，所以衝得很快，可是好像沒幹過什麼超車之後馬上切進來，害被超車的人的必須趕快煞車的缺德事呀！沒想到他說是因為我騎的不是公路車，卻又很能衝，讓他很佩服（蝦密？有嗎？汗+苦笑）。
聽他解釋，我才了解原來這輛向我二姐借來的車是城市車，效率上不如公路車。專家在前，我只好承認我是第一次參加，車是借來的，之前騎過兩次，覺得蠻好騎的，其他的就什麼都不知道了。還沒弄清楚他的大名，他就丟下「你如果真的要騎，去買一部公路車吧，我們只是贏在車子比較好而已」絕塵而去了。他因為一出發車子就出狀況，下午四點才轉入193縣道，不到晚上八點就轉入台9線，這才讓人佩服啊！
其實像他這類高手真的很多。最讓人瞠目結舌的是，我的里程表才剛破100Ｋ時，就聽到邊騎邊聊的一群人說有夥伴已經到達60多公里外的折返點（後來聽說最快的不到10小時就騎完全程）。因為回程走的也是台9線，當我還在努力往折返點踩的時候，就可以看見有許多高手已經在對向車道飛馳了。將近三千人裡頭，我排老幾，就很清楚了。但這個活動本來就不在互相較量，而在自我挑戰，因此達成自己設定的目標才是重點。
雖然自我挑戰才是重點，還是難免有喜歡找假想敵的人找上門來。我照著自己設定的目標趕路，加上跑193縣道時的頻繁換檔讓車子出了點問題，無法固定在爬坡檔，因此上坡時必須用力踩，會追過一堆騎公路車的（所以會被誤以為「很能衝」Orz）。有一個車隊不知道怎麼回事，在我追過他們時開始有女生尖聲大喊「xxx，有人在你右邊」，嚇了我一跳，好像我是闖入他們的不速之客。喊到後來，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違反了某些自行車界的不成文規矩，像是不可右側超車之類的（問題是他們騎得那麼接近汽車道，為了安全起見，我當然選擇從右邊超啊！）於是只好趁最前面兩位帶隊的所留下的空檔，鑽到左邊去，來個規規矩矩的左側超車。
哇，沒想到這卻馬上換來「他跑到左邊去了」的尖叫。我心想「煩不煩啊？好啦，路是你們的，我快閃就是了」，就加點勁趕快超過最前面兩位。結果我就成了這兩位先生的假想敵，兩人馬上脫隊而出，用速度壓制給我一點顏色瞧瞧（很怪的想法）。我當時的目標是要在23:00以前抵達折返點，有點來不及了，所以踩得特別快。他們兩位的爆發期一過，就又被我超過，這可能又刺激到他們。弄到最後，雖然我照著自己的進度在騎，卻總覺得好像有整個車隊把我當成對手在較勁。後來我二姐傳來「已殘念」的簡訊，我才跳下車來結束這場無聊的較量。
因為車衣沒什麼牢靠的口袋，我只好把手機放在背包裡，必須停車，解下反光帶，卸下背包才拿得到。結果從22:00到23:00就接了兩通電話，回了兩個簡訊，幾番折騰，最後弄到23:40才抵達折返點。算算時間，只剩20分鐘可以休息。但這已經足夠我吃飽喝足，讓緊繃的肌肉放鬆了。這次休息得比較長，也補充得夠多，回程就一路輕鬆愉快，3:20就回到193縣道和台9線的交叉點。在那邊的7-11休息時，聽工作人員說接下來的路沒什麼太大的難度，當時在場的人應該都可以在時限內完成。我算算時間，六點半之前完成應該沒有問題，差一點的話也可以在七點之前抵達終點才是。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在抵達舞鶴之前的爬坡道上，最後的力氣用完了。最後的50公里裡有三段漫長的上坡，雖然沒有之前遇過的爬坡段可怕，但我幾乎都是咬著牙在騎，走走停停了許多次。這時候左邊的膝蓋已經到了一彎起來就會痛的地步，因此就算是過了爬坡段的頂點，也沒辦法太用力踩，以便增加接下來沿著下坡滑行的速度。最後總算在八點出頭抵達終點，總共費時19小時03分，氣喘吁吁地擠進20小時的合格時限。我跟的童軍團表現傑出，幾位媽媽平常都有鍛鍊，都比我早至少一小時就完成了，而那位老手和我外甥都在四點左右就騎完了。
最後的這50公里雖然不算難，卻好像考倒不少人。我沿路看到好幾位把車子丟在一旁，躺著呼呼大睡的（也有女生），雖然擔心他們會睡過頭，但是自顧不暇。這位先生的成績和我差不多，比我早50分鐘就到達舞鶴檢查站，但也差點栽在這一段。看來這50公里的考驗真是應了「行百里半九十」的俗諺啊！
回台北之後，狂睡了一個下午，醒來吃吃喝喝之後，又再睡了一晚。左腿膝蓋慢慢地不再一彎就痛個半死，到了29日中午雖然還會痛，無法像以往健步如飛，但已經可以裝作沒事的樣子，拿著合格奬牌和「英雄狀」到處炫耀了。
在騎那最後50公里時，我心想我到底哪根筋不對，沒事跑來花東縱谷自虐？風景沒賞到多少，還累個半死、痛得要命。我外甥說他騎到一半時，有位阿伯（顯然是騎得很快的高手）和他聊起來，也是講著「想不懂怎麼會頭殼壞去，不在家裡看電視，卻跑來虐待自己」之類的話。童軍團的那位老手在活動結束之後馬上說要組隊去挑戰400K，大家聽了紛紛閃人。看來不管有沒有練過，騎著麼長的距離都很痛苦。
剛騎完時，我覺得這太辛苦了，自我挑戰成功一次就夠了。沒想到的是，到了30日我不知不覺地看起NeverStop-永不放棄系列活動，開始在想下次要找SRC團隊裡的誰一起去自我挑戰⋯
2010年1月13日 星期三
Vogel 教授專訪（下）
「生物物理研習營」國外講者專訪系列之四：Steven Vogel（下）終於出爐了！
在這篇專訪中，Vogel 教授也提到了我先前跟各位強調該培養的「自學能力」和對研究主題的「擁有感」...
2009年7月19日 星期日
分際
每週五的「專題討論」，只要演講者時間許可，都會在演講之後安排咖啡與點心，讓演講者和師生們能進一步討論、交流。在2002年秋季之前，我們是以午餐招待來演講的人。照理說，演講者應該是餐桌上的主角，但實際上卻常淪為無關緊要的配角，因為共進午餐的老師們聊的往往是校內或系內的事，把演講者冷落在旁。此外，「專題討論」既然是一門課，修課的學生應該要有機會能與請來上課的演講者聊聊，但午餐只有老師們能參加，學生們反而沒機會和演講者交流討論。更糟糕的是，有些老師只來吃飯，演講時就不見人影了。有事不能來聽的話，好歹也該在午餐時跟演講者打個招呼吧。連這種基本的禮貌都不懂，真是枉為人師！
基於這兩個原因，我在2002年秋季接手這門課時，就增加了演講後的咖啡點心時間，讓午餐成為次要選項，只有當演講者必須在演講後立即離開的情況下，才會考慮安排。雖然實際運作後發現，除了幾位讓學生們特別有感覺的演講者（通常都不是學物理的）之外，來加入討論的學生通常不多，但門是開著的，總比讓學生們不得其門而入的午餐招待來得好。
然而，才一開始這麼做，讓我傻眼的事就上演了：有老師沒去聽演講，到了咖啡點心時間卻大辣辣地走進來，也不跟演講者打個招呼，自顧自地吃了些點心就走人。當時我還很天真地規勸，沒想到得到的回應卻是理直氣壯的大聲嚷嚷：「我不能吃嗎？誰規定的？」
是沒錯，的確沒有哪一條規定說來吃點心、喝咖啡的，一定得去聽演講，一定得跟演講者打個招呼。然而，就像某老師說的，難道要規定教授不能隨地便溺，教授才不會隨地便溺嗎？根據我這幾年來的觀察，雖然絕大多數的老師都謹守分際，但就是有特定的幾位老師總是無視於應有的分寸。
前幾天我經過系咖，看到我們的學生正在裏面準備用投影機做簡報，原先以為是為了隔天開會時的報告在做練習，後來才知道原來是那幾位老師中的一位找我們的學生去向他簡報研究內容。
這又是一次沒有分寸的作為；而我們的學生大概是經驗不足，遇到這種不守分際的要求，傻傻地就遂其所求了。從上面所說的事例來看，對這幾位老師談「分際」根本就是對牛彈琴，而且對學生（或職員、助教）提出逾越分際的要求也不是這一兩天才發生的事，未來肯定還會再發生，所以還不如教我們的學生如何判斷與應付這種要求。因此，我決定把我的看法寫下來貼在這裏給大家參考。
面對逾越分際的要求，如果是你情我願，而且又不牽涉到其他人，那麼只要後果自負，就沒有問題。然而，在剛剛提到的這件事當中，學生的研究是在老師的指導與資助下進行的，那就不是你情我願就可以的。雖然那位老師後來向這位學生的指導教授打了招呼，但已是「先斬後奏」了：學生都答應了，比那位老師還要資淺位低的指導教授也就不好說不了。
這並不是說學生不能和其他老師討論、聊聊自己的研究，也不是說學生與其他老師間的所有互動都要先得到指導教授的允許。然而，一般的討論或閒聊不會這麼大陣仗，只有當可能的合作關係在討論或閒聊中浮現時，才值得將時間與精力投資在向對方做更完整的簡報上。
誰來決定要不要做這個投資？當然是提供指導與資源的指導教授。如果討論或閒聊時指導教授不在場，學生應該在事後提供指導教授詳實的回報，讓指導教授有判斷的依據。
從指導教授的觀點來看，學生也是資源，所以要派（投資）多少學生去向對方簡報，自然也不應由學生自行做主。特別是當整個研究工作還有其他學生參與時，讓指導教授來做這個決定，不但是對參與同一研究工作的其他學生的尊重，也是對於對方的尊重；因為指導教授掌握了研究的全盤規畫，比較清楚指派哪些學生去簡報才能提供完整的輪廓給對方。
其實很多時候即使可能的合作關係浮現了，也只需要老師們談一談，再交給自己的學生去執行就好。即使已經建立了合作關係，懂分寸的老師也不會在沒有對方的同意之下，要對方的學生去做不屬於合作關係內的研究工作，更不要說是為自己做這做那的（包括進行對方不在場的簡報）。
那麼要如何判斷其他老師所提出的要求有沒有逾越分際呢？想知道分際何在其實很簡單，只要想想看如果每位老師都做同樣的事，會不會天下大亂就可以了。例如，只要想想看，如果每位沒去聽演講的老師都趁助理還在準備點心時，就拿個盤子跑進去裝幾塊點心帶走，演講後還會剩多少點心給演講者呢？
遇到逾越分際的要求時，不需要直接拒絕，只要告訴那位老師你必須先徵詢指導教授的意見才能做決定就可以了。要注意的是，在這個競爭激烈的時代，不論是不是同一個領域的，即使對方說已經徵詢過你的指導教授並取得同意了，還是謹慎為上。遇到這種情形，只要告訴對方，指導教授沒有知會你，所以你還沒準備好，就可以爭取到一些時間，足夠你向指導教授確認對方所言不假。
很重要的是，這個判斷與處理方式不會因為提出要求的老師的資歷或職等而有所差別，不需要因此而有所忌憚。有問題的是踰越分際的人，而不是謹守分際的你。
2009年7月2日 星期四
［雜感］誰怕追根究底？
轉過彎後再走個幾步，帶著我逛校園的學長指著旁邊的草坪說了句話，冷不防地把沉浸在如願踏入杜鵑花城的喜悅中的我重重地敲了一下。27年後，雖然已經不記得那位學長的姓名，也完全忘了之前與之後逛過哪些地方，但卻還清楚地記得那句話。
◆ ◆ ◆ ◆
星期一在JGM裡，我要求大家以後在報告的時候，一定要交代相關的科學史。大概「科學史」三個字聽起來很嚇人，好像是要大家動不動就從古希臘的時代開始講，因此當時似乎引起了一點小騷動。所幸施老師跳出來，幫我解釋清楚。很簡單，我要看到的是大家對所報告的研究主題的來龍去脈有起碼的了解。了解來龍去脈有這麼重要嗎？這麼說好了，對於想要把的美眉（或帥哥），你一定會去弄清楚與她（他）相關的許多事情；而有些美眉（或帥哥）本來你沒什麼興趣的，但卻在對她（他）的經歷有些了解之後，開始感到興趣。因此，對於自己所報告的東西的來龍去脈沒什麼了解，等於是在告訴大家你對它沒興趣，毫不關心。自己都沒興趣的東西，要講到聽眾覺得很有趣，大概就很難了。
同樣重要的是，這些來龍去脈可以讓你鑑往知來，知道該不該為了她（他）今天和你多說了兩句就樂不可支。這部份的體認也許對你的報告不會有明顯而立即的幫助，但有助於你看清楚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如果對於什麼是垂手可得的，什麼是得來不易的完全沒有概念的話，恐怕碰上關鍵暗示的時候，你還是傻傻地以為那只是她（他）一不小心表錯情而已。
◆ ◆ ◆ ◆
看著那些對於自己所標舉的價值在過去幾十年被摧殘踐踏的歷史選擇漠視的人們，我根本不會相信他們如自己所宣稱的那麼珍惜、重視那些價值。當然，他們所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也毫不意外地對這些價值得來不易的過程完全沒有概念，因此在面對摧毀腐蝕這些價值的現在進行式時，傻傻地以為那只是令人厭煩的不同色彩之間的惡鬥。對於人們追根究底地探討來龍去脈懷著深刻戒心的體系，還能期望它教育出具有這種精神的年輕一代嗎？也難怪培育出來的是只重結果輕忽過程的態度。這幾年來，我逐漸意識到在科學教育上所看到的問題只不過是這個體系下必然會有的結果。
◆ ◆ ◆ ◆
今天經過那塊草坪的學生，有多少人知道我學長的那句話所指涉的事情，其中又有多少人會去追根究底地弄清楚到底發生過什麼事？而不曾經過那裡的年輕學子，有多少人會在報章媒體一閃而過（如果有的話）的報導中興起一絲探究來龍去脈的好奇，而其中又有多少人會去思考，為何幾年前吶喊著追求正義要真相（還舉辦「科學研討會」哩）的那群人毫不在乎真相未明、正義未伸？事件發生後整整28年的今天，我又想起學長說的那句話：去年陳文成的屍體就躺在那邊。
2009年6月26日 星期五
2009年6月4日 星期四
關於上台報告
關於昨天的慶生會之前的報告，紀老師已經寫了篇雜感，將我的感想也寫出來了，所以在此就不談個人感想。這裡要提供的是一些值得參考的材料。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的劉孟奇教授（有些修過我的課的同學可能讀過他的書：《我七年級，我不草莓》）的文章：「充分準備」造就「成功簡報」、作文vs報告。
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的丁宗蘇教授的文章：Seminar完全破解攻略大全（pdf檔）。
幾年前讓人眼睛一亮的一場演講，終於有人配上中文字幕了（我沒時間再看一次，所以不知道字幕翻譯得如何）：
（看不到的請按這裡的連結）這場演講是TED系列演講之一；我看過的幾場都很不錯（之前替謝寶森教授寫的演講公告裡所引用的珍古德的演講，就是這個系列中的一場），很值得大家參考。這個系列現在擴展到世界各地，叫做TEDx，也可以看看。
台灣的教育向來不重視口語表達的能力，因此相關的材料不多。如果不怕讀英文的，可以參考Presentation Zen。（這個部落格的作者的書有中文翻譯：簡報藝術2.0）
中山大學生命科學系的顏聖紘教授開了個關於報告的部落格：Seminar是每個系所的惡夢，也有許多有意思的參考資料。
台灣的理工科系對口頭報告的能力多半都不太重視，所以每週五的「專題討論」可以看到許多錯誤示範（我見過最糟糕的是新竹某國立大學的教授所給的演講，竟然把自己研究筆記上的計算過程直接影印到投影片上，就這樣自顧自地講）。我常說這些錯誤示範其實提供大家很好的學習機會，可以知道以後自己上台時絕對不要犯哪些錯誤。
最後，讀了再多的材料，還是得身體力行才能把所讀到的內化成自己的一部份。我覺得講求效率的話，與其從很多次失敗的報告中慢慢地學習改進，那還不如狠狠地把幾次報告做好呢！有多狠？這邊有個範例。我們的研究所剛開始有「書報討論」這門必修課的時候，大概因為學生多半都是本科系出來的，不太能接受（台灣有類似必修課的物理研究所到現在為止應該還是一隻手就數得完的），有些怨言。有人說，以後又不會待在學術界，學這個幹麼。我的回答一向是，即使到業界，還是有機會上台報告，而且說不定還會影響升遷（學術界就沒這麼慘，講得爛照樣可以升上教授）。關於業界更重視口頭報告能力的這一點，可以從同一個部落格的另一篇文章窺見。所以，除非只想永遠當個基層員工，不然這是躲不掉的啦！
2009年5月31日 星期日
你曾經關注過的悲慘世界
幾個月前，我拿了些認養良心犯Mie Mie的明信片給幾位老師和學生看，請他們認同的話就簽名支持。沒想到，才沒幾個月，緬甸的情況更加惡化了。
上週三在台北，關心緬甸現況的人們舉辦了一場聚會。對於緬甸，雖然你我都曾在簽署那張明信片時花了幾秒鐘關心，但對於當地的情況都十分陌生。雖然我們沒能參與週三的聚會，但如果你有空，請花幾分鐘的時間看看活動簡介、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的圖文簡介。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相關訊息，請到這裏和這裏（這是5月22日來演講的賴青松先生的弟弟開的部落格，我在簡介的時候曾約略提到）。
或許你會問，光是關心有什麼用？我們又不能做什麼，我們的關心又能改變什麼？
演化生物學上的理由可以在演化動力學研習小組的聚會時再討論，這裏我只想說，理由很簡單：因為類似的關心與奔走曾經讓我們受惠，現在是輪到我們對別人付出關心的時候了。
2009年3月15日 星期日
一部好看的紀錄片
上個星期我花了三天的時間翻譯Vogel的專訪，希望能刊在六月份的物理雙月刊（還有一小部份還沒從錄音檔轉成文字檔，所以大概來不及登在四月份的）。Vogel一開始就說做科學最重要的是膽識，善哉斯言。李遠哲說台灣學生很會往腦袋裏面塞垃圾，應該經常清一清，否則塞滿了，膽子變小了，創造力也沒了（手邊沒資料可以查，但我記得這是他在得獎後不久，在台大的學生活動中心做公開演講時提到的；應該有收錄在《李遠哲的世界》這本書中）。
當然，徒有膽識也很危險，有可能會變成有勇無謀、虛擲光陰的亂衝亂撞，因此之間的拿捏很細緻微妙。我想關鍵在於見多識廣之餘還勤加思辯，才能免於塞在腦袋中的知識變成包袱。
我很喜歡一個當年學古典力學裡的Thomas進動時讀到的故事：在某次演講之後，Thomas問Pauli（就是提出不相容原理的那位包立）如果把相對論的效應加進來，會不會有什麼差別。包立是出名的尖酸刻薄，所以Thomas大概也有心理準備。果然包立冷冷地說，那只是個無關緊要的修正。Thomas不信邪，實實在在地做了計算，結果是50%的修正！呵呵，好個「無關緊要」的修正。當然這個修正後來就以Thomas為名，而不是叫Pauli進動。Pauli很厲害，只是被「直覺」所誤導。Thomas何以不信邪？我不知道；但他應該是看出Pauli所說的頂多祇是猜想，沒有什麼確實的根據。
以上這些跟這一篇的主題有什麼關係呢？
關係在於：因無知而沒有包袱比起因見多識廣而包袱沉重還來得可怕。包袱沉重頂多讓你寸步難行，無法創新，但無知卻可以讓你朝懸崖猛踩油門，把老虎當成Kitty貓摟進懷裡。
幾年前，我在上普物課的時候提到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的事件，結果意外發現底下的學生都茫茫然，不知道我在講些什麼。仔細算一算，才赫然發現，原來這件讓我記憶猶新的事件發生的時候（1986年），台下的學生多半都還沒出生，難怪茫茫然。當然，我知道無須擔心，因為這些電機系的學生將來如果有機會參與太空梭的計畫，一定會有人把前因後果告訴他們，好讓他們能記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年輕一代在許多事情上沒有我們這一代的包袱，所以是好事。不過，我發現在有些事情上年輕一代之所以沒有包袱似乎是因為無知，那就不是好事了。我覺得更有趣的是，有些人在面對自己的無知時，還會覺得厭煩，擺出一副關我屁事的態度，繼續猛踩油門，狂抱老虎，當真「無知就是力量」啊！
這裡我要介紹的是《火線任務》這部紀錄片，希望年輕一代透過這部影片能認識到，許多他們覺得理所當然的事物其實並不是那麼地理所當然。各位可以在本週六（3月21日）14:00到台中市自治街155號6F-2觀賞這部紀錄片。還是一樣，想看影評的，就請看比我專業的人所寫的這一篇，撰寫這篇影評的大帥哥屆時也會在現場開講哦！
2009年3月1日 星期日
一部好看的電影
拿到博士學位之後，我離開美國，在名古屋大學做了兩年半的博士後研究。不知道怎麼回事，那兩年半竟然就參加了三場告別式。
其中一位是我們團隊的副首席，因胃癌而過世。我還清晰記得，他最後一次來到辦公室的那個週末。不明就裡的我（我只知道他在醫院待了好一陣子，但卻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跑去他的辦公室跟他打招呼。一進門，才發現除了盯著電腦螢幕在敲打鍵盤的他之外，還有其他人，看樣子是他的夫人和兩位子女。我有點意外，但沒多想，而看樣子也不好多聊，所以就只問他：「你好嗎？」
三天後，從東京傳來他過世的消息。我在震驚之餘，也十分愧疚。那句問候語顯得十分諷刺，也刺傷了所有在場的人。告別式的時候，大家依序上前，向靈櫬裏的他道別的時候，我心裏掛記的就是這件事，希望他能原諒。離開日本時，也請還跟他家人有聯繫的同事代我致意。直到今天，我都還會沒來由地想起那天他坐在窗戶旁敲打鍵盤的樣子，猜想當時他是不是在寫此生中的最後幾封email？如果是我，我會寫些什麼？而他面容安詳地躺在潔淨無瑕的棺木裏的模樣，也還停格在我的腦海中。
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也忘了是誰帶我去的，我成了一個用英語來進行辯論的小團體的固定成員，認識了許多學術圈外的日本人。這些人的職業與背景五花八門，從科技法律文件的專業翻譯、身材魁梧的木匠、極右派的軍職人員、中小學教師、想從政的補習班老闆、到葬儀社的職員都有。他們的英文好到可以拿來辯論，完全推翻了「日本人的英文很爛」的刻板印象。每個人被問起，為什麼英文這麼好時，都有一套特別的理由，讓我大開眼界，至今回味無窮。後來研究室裏來了一位荷蘭人，我也把他拉近這個名為「英語道場」的團體。慢慢地，我們兩位「老外」和專業翻譯、木匠、葬儀社職員成了一夥，常常混在一起天南地北。
那位葬儀社職員曾在英國待過，好像是留學還是公司派駐的關係。現在想不起來他為什麼會跑去葬儀社做事，因為他和大家聊得比較多的是他和一位女同事之間的感情問題。只記得他講過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但我沒聽得很懂就是了。看到送行者－禮儀師の樂章的主角陰錯陽差地當起了禮儀師，自然讓我想起那位朋友，裏面幾幕也讓我想起那位副首席與他的家人。除了這些因個人際遇而起的共鳴之外，我在這部電影裡看到的是主角與他的職業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如何以專業贏得他人的尊重。
非常值得看的好電影。
2009年2月19日 星期四
［分享］在石溪的一篇演講（摘錄）
今天有不少人去彰師大生物系參加研究室交流（紀老師給的正式名稱是「聯合專題研究討論會」，好嚴肅啊！），有沒有收穫呢？回程時和怡君聊到，即使有很多都聽不太懂，也不見得是在浪費時間。我舉了兩個例子。一個例子是我在大學時聽的第一場演講，雖然後來沒有再接觸相關的知識，但竟然很神奇地在將近二十年後，成為我追尋的東西。第二個例子則是楊振寧的。
我之前也跟幾位學生提過這個例子，回來想想還是把它寫在這裏，省得我每次都要再說一次。楊振寧也在好幾個場合提過這個例子，底下的這篇演講是從我手邊的《讀書教學四十年》翻錄的：
在石溪的一篇演講（一九八二年）
（本文是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作者再石溪對中國訪問學者和研究生的一篇演講的記錄。）
……（開頭五段略去）
我在美國三十七年了，我看見過的起步做研究工作的人的數目，單在我這行裡邊，已上千人。讓我跟大家談談我的兩點結論。
第一點，所有的研究生（這與是否中國血統是沒有關係的）一生中最困難的時期通常是做論文的時候。為什麼呢？因為一個人從小唸書的時候，學習的經歷是一個方式：學習已知的東西。書上面講的，老師講的，是一些已經咀嚼過的題目，大家做算學題目都有過這樣的經驗，一個書本上的題目，你知道準是有答案的。準是有答案這件事是一個重要的啟示。多麼重要呢？非常重要。因為這啟示使學生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問題上。
而做論文的時候，學習方法是另外一個方式：要尋求未知的東西，要發現哪些題目是可以有解答的。對學生來講，這是新的經驗，學習起來通常是困難的。可是這裡頭所發生的困難，絕不是中國血統的人獨有的，是大家都有的。我剛才講我看見過上千的人起步做研究，所以我可以像你們保證，這不是中國人獨特的困難。
第二點，中國文化傳統的教育方法是不是使學生不會做研究工作而只會考試呢？我的看法是這樣：中國文化傳統的教育方法確實使得學生們比較容易在考試成績上面佔便宜。不單是從中國來的同學受到這個好處，從香港、從新加坡、從朝鮮、從日本來的學生都受到這個好處。
相對地，西方文化的教育方法，尤其美國的教育方法著重廣泛的知識，不著重一步一步的系統教授法。這樣教育出來的學生膽子比較大，但是不會考試。
到做論文的時候，哪一種學生佔便宜呢？這個問題很難有一般性的回答。要看人，要看學科，要看機會，兩種方法培養出來的學生各有長短。不過總體講起來，我覺得中國傳統教育方式所訓練出來的人還是要佔一些便宜；多了一些工具，多了一些基本的自信心，總是好的。不過在考試的時候，他們所佔有的壓倒性的便宜，到做研究工作的時候要打一些折扣就是了。
兩個月前我碰到史丹佛大學的Schawlow教授。他是激光原理創始人之一，是重要光學家。他說前兩年有幾位從華東師大來和他合作的訪問學者，他們剛來的時候有一段時期要熟悉實驗室的情況，進展較慢。半年以後就都做得很成功了。到臨離開美國回上海的時候，他們已經到了隨時想新方法，新實驗的階段。Schawlow說：「只要有設備，他們沒有問題會做出傑出的研究。」
對大家做學問的方法，我有幾點建議。
第一個建議是隨時盡量把自己的知識面變廣一些。比如說，隨時到圖書館去瀏覽一下，「開卷有益」這句話不是沒有道理的。是不是一個人會被研究工作跟生活壓迫得透不過氣來，不能夠花時間到圖書館去走走看看呢？我想這當然也是因人而異。不過一般講起來，不管多麼忙，抽空去使自己知識寬廣化，最後總是有好處的。
我可以舉一個切身的例子。我在西南聯大唸書的時候，王竹溪先生剛從英國回來。他作了一系列關於相變（phase transition）的演講。那個時候英國、美國有很多人搞這個東西，搞得非常之熱鬧。記得聽王先生演講的人很多，我也去聽了。可是我大學還未畢業，沒有聽懂。是不是白聽了呢？不然，因為從那以後我就不時地對這個問題注意。
聽王先生的演講是在1940年前後，我後來寫的第一篇關於相變的文章是在1951年，即是十年以後。這十年期間斷斷續續地對這個問題的注意，最後終於開花結果了。以後幾十年相變工作是我主要興趣之一，所以1940年前後聽王先生的演講這個經歷，對我的研究工作有了長遠的決定性的影響。
第二個建議是不要鑽牛角尖。假如你做一件事情做得很苦，我想也許值得考慮不要做這個東西了，去另外想想別的東西。一個學問的前線的方向是很多的，有許多有生氣的方向。最好走向這些有生氣的方向。牛角尖不是絕對不可以鑽，但是必須保持主動性，保持有見機而退的能力與勇氣。
第三點建議其實跟剛才所講的第一點有很密切的關係。我覺得學習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按部就班的；一個辦法是滲透性的。什麼叫滲透性的呢？就是在你還不太懂的時候，在好像亂七八糟的狀態之下，你就學習到了很多的東西。中國的傳統的教育方法是著重按部就班的學法，這確實有它的好處。我想假如我對一組美國學生談話，我就會講，你們應該多學習一些按部就班的方法。可是對中國來的學生，我想一個好的建議是，不要怕不按部就班的學法，不要怕滲透性的學法。因為很多東西常常是在不知不覺中，經過了一個長時期的接觸，就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懂了。這個學習方法是很重要的。
最後我有一點也希望給大家講的，就是做研究工作到最後必須要做自己所做的東西，不是在那兒跟著別人跑。老跟人跑的研究工作，不大可能是有真正重要的建樹的。這當然並不是說，一開始就非要獨創一家不可，那是不可能的。學問是累積起來的，所以必須要先學習別人所做的東西，然後才可能有自己的見解。不過，在學習過了一個相當程度以後，必須要發展自己的見解。不能老跟著當時「權威性」的看法跑。
……（最後一段略去）
2009年2月14日 星期六
［非官方公告］生物物理研習營Ⅲ
延續前兩年所建立的傳統，我們今年將在秋高氣爽的十月底舉辦生物物理研習營Ⅲ。地點還是在惠蓀林場，主題呢？
今年是達爾文誕生200周年（誰趕快把那天慶生會裏頭那個200歲蛋糕的照片貼上來吧！），《物種原始》出版150周年，所以主題當然也要和演化論有關囉。不過，既然是生物物理研習營，在挑選主題的時候，就要照顧到物理和數學背景的人。所以，今年我們選定的主題是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物理學家與數學家投入研究的演化動力學與社會生物學。
首先要問的是，什麼是演化動力學？什麼是社會生物學？
對於這種問題，老實說，我一向的態度是「不必太認真，不用想太多」。這種替學問畫界線或下定義的事，留給哲學家或嘴砲族就好，我們應該把腦筋花在摧毀這些人所畫的界線上才對。不過，既然說主題是這兩個領域，就算不給個明確的定義，好歹總要給大家一點概念吧？
這兩個領域都有源遠流長、多采多姿的發展歷史，也都涵蓋了許多議題，不是一次研習營就可以一網打盡的。與其花力氣（這是講好聽的啦，我其實根本沒這個本事）談它們的發展史與研究議題，不如告訴大家，哪些學者要來？他們研究些什麼？那樣多少還可以給大家一點概念。
在演化動力學方面，我們本來想邀請的是這個領域的傳奇人物Nowak（有興趣的人請看Current Biology、Nature、紐約時報的文章），但可惜的是，他無法前來。不過，他倒是推薦了一位最近兩三年聲譽鵲起的年輕學者大槻久。
大槻久曾經是Nowak的博士後研究助理，最近才回到日本，在東京工業大學價值系統學系當研究員。他和Nowak合作的研究主要在探討諸如合作、逞罰之類的行為背後有甚麼樣的演化邏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才會發展出來。大體而言，研習營所謂的演化動力學就是由這類研究議題所界定出來的領域，我們只是沿用Nowak所寫的教科書的書名Evolutionary Dynamics（想一窺堂奧的，系圖有這本書喔！）而已。
顧名思義，演化動力學研究的是演化的過程。前面說過，演化動力學不是剛冒出頭的新領域，沿著它的演化樹可以回溯得很遠，其中有很多問題達爾文都沉思過。他搭著小獵犬號跑遍全世界，看到許多演化的結果，從而推論出演化的可能過程。但要驗證這些演化動力學上的推論，就不是趴趴走可以解決的。達爾文早就觀察到畜牧養殖業者的成就，因此後來也在自家的花園裏做了許多實驗，企圖把演化論裏語焉不詳的地方補起來。
有人說如果達爾文也和孟德爾一樣，拿豌豆來做實驗，後來的科學史就會完全不同了（不知道是誰說的，我一下子找不到出處）。即使如此，那也只能解決與遺傳變異有關的一部分問題。面對演化過程所需要的漫長時間，達爾文和孟德爾是一樣的無能為力。
演化所需要的時間之所以漫長，是因為演化的結果需要許多世代才能呈現出來，而一個世代通常短則幾星期，長則可達數十年。Nowak等人用電腦模擬世代交替的過程，解決了這個問題。另外有些科學家則是踩著達爾文的足跡，用真實的生物－微生物與病毒－來做研究。微生物與病毒迅速的世代交替，加上分子生物所提供的調控技術，讓科學家們可以很有效率地在實驗室裡研究演化的過程與結果。這一期的Nature有篇文章把這種研究演化論的手法叫做「燒瓶裏的小獵犬號」，還蠻貼切的。
這篇文章說這方面的先驅是密西根州立大學的Lenski，用的是大腸桿菌。他從十多年前的第一代開始，一直養到幾年前的第兩萬代，現在不知道已經是第幾代了。這個勞力密集的實驗曠日廢時，加上Lenski幾年前因此而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因此我一直以為他已經很老了，大概不適合做長途飛行，大老遠飛來台灣講兩三場演講。沒想到剛剛查了一下他的簡歷與維基百科才發現，原來他是1956年出生的，比我想像的年輕了二十歲！
雖然沒想到可以邀請Lenski這位先驅來談第一個主題，但以研習營的第二個主題－社會生物學－來說，近年來鋒芒畢露的West是更合適的人選。其實Lenski近來的研究興趣，有一部分正是朝這方面發展的。大致說來，研習營所謂的「社會生物學」和一般所說的「社會生物學」不一樣，比較貼切的說法也許是「社會微生物學」（sociomicrobiology）或「微生物社會學」（好像沒有人這麼用，microsociology另有所指），也就是由West和Velicer（Lenski的學生與合作者）等人的研究所界定出來的領域。對這個領域有興趣的，可以從West最近寫的一篇review入手。
一開始我說這兩個主題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物理學家與數學家投入研究，部分是因為它們都可以用電腦模擬來探討，此外也因為相關理論用到的是這些人熟悉的數學。大槻久原來是學數學的，而West則是生物學家，分別用理論和實驗來研究這兩個主題。兩位都很年輕（大槻久不到30歲，West約40歲），但卻已經頗有名氣；我想這除了是因為他們具備了相當的聰明才智與研究創意，也因為這些領域還有很多發揮的空間。對生物物理感興趣的，可以考慮往這兩個領域發展。
大槻久和West都已經接受研習營的邀請，各位不妨從現在開始就多少吸收一點相關知識，到時候就可以好好地把握機會。對了，有沒有人有興趣接下專訪的工作呢？
Nowak雖然不能來，但網路上有他講的演化動力學，多少可以彌補點缺憾。
2008年11月6日 星期四
一些感想
對科學研究來說，具備好奇心與能夠自由自在地探索是很重要的。如果該問什麼問題、什麼問題可以問、什麼問題不能問都是由別人來決定的，那我看要把科學做好的機率就很低了。或許有人會說，只要在科學相關的事物上能夠滿足好奇心、有自由自在探索的空間就可以了。那麼我要問，科學與非科學的界線可以很清楚地劃出來嗎？而且，我還要問，人真的可以像機器一樣，說切換就切換，遇上科學事物就可以問出一大堆問題，而一遇上非科學事物就馬上切換到「不逾矩」、「不挑戰權威」的模式嗎？
所以，我一向認為，思想與言論的自由對科學研究來說是無比重要的。很可惜的是，這樣的自由往往不是垂手可得，而是要去爭取的；而即使在爭取到了之後，也還是要時時去維護與捍衛。因此，即使在科學先進國，還是三不五時地會聽到關於思想與言論自由的爭論（近年來多半與「反恐」有關）。
看到台大資工系施吉昇教授在他已經關閉的網頁中說：
I was questioned by a police on the street across NTU campus just because I aimed my camera to a police on the street. No name tag on his uniform and no identification for himself. Most importantly, I am not the only one.一股涼意爬上我的背脊。原來這幾年來我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正面臨嚴酷的挑戰。
這是個案嗎？別忘了，施吉昇教授說，他不是唯一一位被盤問的。這只發生在台大對面的那條街嗎？不，這也發生在台北的另一個角落。
你可以說我小題大做，但是想想看，當我費盡心血地告訴學生們要勇於挑戰權威時，卻有人在塑造無可挑戰的權威，卻有人在告訴大家什麼可以問、什麼不能問，我能坐視我的心血歸零嗎？當我經由比較觀察以及在教育第一線的實踐經驗，歸結出思想與言論自由不彰其實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科學教育、研究的水準，我能不戮力以赴從根解決嗎？
還有，也很重要的是，我們要給下一代什麼樣的典範？
來看看有些人可能還模模糊糊記得的事：搜索成功大學宿舍風波。這篇討論中提到：
因為大學特別強調自由、開放，通常只有在緊急或其他不得已的情況下，由大學主動請求，警察權才可以被動的在校園內進行；這並非意味大學自治使大學擁有治外法權，也不是完全排除檢警在大學校園內的犯罪偵查，當檢警人員持司法令狀要進入大學搜索時校方固然不能拒絕，但檢警人員行使職權仍須尊重校方的意見、判斷，處於協助的地位，因為大學校園的秩序維護，主要的責任仍然在於校方。要注意的是，討論中提到這個議題可能涉及憲法層次的議題。所以，讓警察進入校園是必須三思而後行的。
當我還是個大學生的時候，經常聽到故台大校長傅斯年將軍警擋在校門外的典範。換句話說，雖然大學沒有治外法權，但從當時為人稱頌的典範來看，大家的共識是軍警最好不要直接進入校園。至少到1990年為止，從清大校長劉兆玄對「獨台會案」的反應來看，這個共識還是在的。因此，當我看到最近在南藝大舉行的「研討會」裡出現保全及警察進入校園攆人的畫面時，大吃一驚。更讓我驚訝的是，事後也沒有看到誰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次事件，連南藝大的校長都沒出來解釋為何允許警察進入校園。
難道短短二十年之間，我們心目中的典範就從堅守自由開放精神的大學校長，轉變成讓軍警直接進入校園、教室逮人還默不作聲的大學校長嗎？再這樣下去，我一點兒都不懷疑，二十年後的大學裡，教授或學生會在發表挑戰權威的言論之後被軍警直接帶走。
以上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想。如果你覺得自己的言論與思想自由沒有受到限縮，所以無須為了別人的言論與思想（即使是你所不同意的）自由受到箝制而挺身而出；如果你覺得發生在別的大學校園裡的事件與你無關，那麼看看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的警語吧！如果他的警語還不夠，那麼去讀讀《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吧！
2008年11月3日 星期一
2008年7月23日 星期三
熱騰騰的Gorb教授專訪
剛出爐的「生物物理研習營」國外講者專訪系列之二：Stanislav Gorb。
由於昨天才和志堂聊到天下雜誌，所以這邊特別聲明一下，我們這篇專訪可不是用雜誌專訪產生器寫出來的喔！
2008年7月18日 星期五
颱風天雜感
早上六點左右，被窗外的雨聲吵醒。雨聲大到可以把我這麼好睡的人吵醒，可見這雨下得有多大。探頭出去看外面的停車場，有幾輛車泡在水裏，眼看著水就要從車門漫進去了…
低頭一看，哇！陽台積水了。這個颱風帶來的風雨比預期中的大許多，一陣陣的強風把暴雨刮進陽台。偏偏陽台的排水孔不是開在整個陽台最低的地方（住在學校宿舍這種公家單位的建築裏，這種事見多不怪了。浴室的排水孔也是這樣，幾乎是整間浴室最高的地方），當然就淹水了。本來不想理它，沒想到積水沿著門檻的縫隙（嗯，公家建築嘛！）慢慢滲進來，轉眼間就淹了一大片，只好趕快處理。後來上氣象局查，才知道早上六點到七點這一個鐘頭，正是台中雨量冠全國的時段：
清理完畢，也把縫隙堵住之後，趁著風勢暫歇的時候，趕到學校。沿路照了幾張照片：
看來災情慘重哪，於是心中的不安慢慢升起：直到今天凌晨兩點為止，都還只是下了點雨，颳幾陣強風而已，沒有人會料到這個颱風竟然這麼厲害，不知道昨天學生們在回家之前，有沒有把門窗關好？
八點左右到達系館，水只淹到系館前的廣場，沒淹上系館前的階梯，看起來好像沒事。會有事嗎？難說哦！這裡有過「大水天上來」（屋頂排水管阻塞，積水從樓梯間狂洩而下），把一樓與地下室淹的一蹋糊塗的紀錄，所以沒淹上階梯，不代表完全沒事。
才進辦公室沒多久，紀老師、何老師也都來了。很多條路都淹大水，竟然還可以跑過來，有點懷疑她們怎麼辦到的？我比較幸運，辦公室的窗戶面西，而風大半從南邊來，所以沒事。兩位女老師就沒這麼好運了，因為他們的辦公室的窗戶都是朝南邊的，加上窗緣的施工草率（公家建築嘛～），所以水都滲近來了。
我們的實驗室與學生的辦公室不是朝南就是朝北，想來也不妙。分頭去查看，我還是很好運，實驗室與學生辦公室的窗緣沒有滲水，但紀老師的實驗室就慘了（何老師的不知道如何？）。有多慘呢？讓紀老師來說吧：
一進實驗室，哎呀，不妙，水已經流到實驗室的中心，源頭便是面南的那道牆。
雨水由無法緊閉的窗框隙縫和牆壁上的裂痕中滲入（還是流入？），開始在牆邊的地上聚積了起來。地上躺著的電線和延長線，當然也濕了-- 這些是提供部分水族缸打氣的電源，實在不能切斷，也只好暫時將它們懸空，避免危險。接著，心頭一緊，影片拍攝室的狀況不知如何？好消息是，滲水狀況不嚴重。但，令我訝異的是，為什麼攝影機沒有收進乾燥箱中呢？如果有個萬一.... 後果是連想都不敢想的。趕緊收拾好，也把電腦的電源給切斷。
回到辦公室，心想，會不會有學生像我當年在美國念書時的傻勁，每當有豪大雨或雪災，心裡便開始掛記著辦公室和實驗室是否無恙，無論人在哪，總是破除萬難回到學校（有一次因雪積過車門，無法開車，只好徒步在雪中走了 30-40 分鐘）。到了學校，發現大家也都來了-- 會心一笑後，便趕緊確定實驗室是否一切安好。我想，那是一份把實驗室當作另一個家，把工作當作寶物珍視的一份心情，更是一份責任。
說著說著，又開始擔心實驗室的水位更高了。就此停筆，還是再巡一次為妙。
2008年7月1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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