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感想

對科學研究來說，具備好奇心與能夠自由自在地探索是很重要的。如果該問什麼問題、什麼問題可以問、什麼問題不能問都是由別人來決定的，那我看要把科學做好的機率就很低了。或許有人會說，只要在科學相關的事物上能夠滿足好奇心、有自由自在探索的空間就可以了。那麼我要問，科學與非科學的界線可以很清楚地劃出來嗎？而且，我還要問，人真的可以像機器一樣，說切換就切換，遇上科學事物就可以問出一大堆問題，而一遇上非科學事物就馬上切換到「不逾矩」、「不挑戰權威」的模式嗎？

所以，我一向認為，思想與言論的自由對科學研究來說是無比重要的。很可惜的是，這樣的自由往往不是垂手可得，而是要去爭取的；而即使在爭取到了之後，也還是要時時去維護與捍衛。因此，即使在科學先進國，還是三不五時地會聽到關於思想與言論自由的爭論（近年來多半與「反恐」有關）。

看到台大資工系施吉昇教授在他已經關閉的網頁中說：

I was questioned by a police on the street across NTU campus just because I aimed my camera to a police on the street. No name tag on his uniform and no identification for himself. Most importantly, I am not the only one.

一股涼意爬上我的背脊。原來這幾年來我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正面臨嚴酷的挑戰。

這是個案嗎？別忘了，施吉昇教授說，他不是唯一一位被盤問的。這只發生在台大對面的那條街嗎？不，這也發生在台北的另一個角落。

你可以說我小題大做，但是想想看，當我費盡心血地告訴學生們要勇於挑戰權威時，卻有人在塑造無可挑戰的權威，卻有人在告訴大家什麼可以問、什麼不能問，我能坐視我的心血歸零嗎？當我經由比較觀察以及在教育第一線的實踐經驗，歸結出思想與言論自由不彰其實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科學教育、研究的水準，我能不戮力以赴從根解決嗎？

還有，也很重要的是，我們要給下一代什麼樣的典範？

來看看有些人可能還模模糊糊記得的事：搜索成功大學宿舍風波。這篇討論中提到：

因為大學特別強調自由、開放，通常只有在緊急或其他不得已的情況下，由大學主動請求，警察權才可以被動的在校園內進行；這並非意味大學自治使大學擁有治外法權，也不是完全排除檢警在大學校園內的犯罪偵查，當檢警人員持司法令狀要進入大學搜索時校方固然不能拒絕，但檢警人員行使職權仍須尊重校方的意見、判斷，處於協助的地位，因為大學校園的秩序維護，主要的責任仍然在於校方。

要注意的是，討論中提到這個議題可能涉及憲法層次的議題。所以，讓警察進入校園是必須三思而後行的。

當我還是個大學生的時候，經常聽到故台大校長傅斯年將軍警擋在校門外的典範。換句話說，雖然大學沒有治外法權，但從當時為人稱頌的典範來看，大家的共識是軍警最好不要直接進入校園。至少到1990年為止，從清大校長劉兆玄對「獨台會案」的反應來看，這個共識還是在的。因此，當我看到最近在南藝大舉行的「研討會」裡出現保全及警察進入校園攆人的畫面時，大吃一驚。更讓我驚訝的是，事後也沒有看到誰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次事件，連南藝大的校長都沒出來解釋為何允許警察進入校園。

難道短短二十年之間，我們心目中的典範就從堅守自由開放精神的大學校長，轉變成讓軍警直接進入校園、教室逮人還默不作聲的大學校長嗎？再這樣下去，我一點兒都不懷疑，二十年後的大學裡，教授或學生會在發表挑戰權威的言論之後被軍警直接帶走。

以上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想。如果你覺得自己的言論與思想自由沒有受到限縮，所以無須為了別人的言論與思想（即使是你所不同意的）自由受到箝制而挺身而出；如果你覺得發生在別的大學校園裡的事件與你無關，那麼看看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的警語吧！如果他的警語還不夠，那麼去讀讀《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吧！